华人移居海外由来已久,但当代海外华人的主体基本上是近代资本帝国主义殖民扩展的历史产物。据学者考察，迁徙南洋的华侨华人，69.95%出于经济压迫，另有19.45%也是在小生产急剧分化的胁迫下或在海外谋生者的示范效应下而投靠先期出洋的亲朋好友的。这些早期华侨、华工的经历充满着苦难和辛酸，一部海外华侨史就是诉不尽的血泪史、屈辱史、奋斗史。在远离祖（籍）国、非常恶劣的客观环境中，海外华侨和华人唯一能得到的关怀和援助，就是来自同胞自荐的友谊和亲情。种族上、血缘上、语言上、文化上、习俗上的强烈认同产生了强大的亲和力与凝聚力，形成了众多海外华侨华人社团（以下简称“海外侨团”）。这些海外侨团与华文学校、华文报刊一起，被视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

海外侨团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首先，华侨大量产生的明清两代至民国初年，正是中国本土的各种社团十分发达的时期。移居海外的华人大多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冲击下分化出来的小生产者，他们漂流到海外谋生，却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未进入或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作为契约劳工整批地从异地运往海外时，他们一切的社会交往和联系，仍主要以封建地域性的社会联系为基本特征，中国社会原有的传统社会组织自然而然地延续下来，并在捍卫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斗争中得到了强烈的表现。

其次，各殖民政府为获得更多的劳工，曾一度以自由开放政策让各地华裔自行招募劳工。在地域性社会交往的基础构架中，工头的自行招募必须依仗传统的地缘、血缘关系及其相应的社会组织来进行。同时，国内无以谋生者出洋而获得安身之地甚至得到经济成功的示范效应，也必然表现为地域性的影响方式，吸引同乡循迹而来，形成了海外华侨华人按方言、地域、宗亲关系而聚集的基本状态。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怡保、吉隆坡、文冬等地，通行的方言是广府话；宾吊远是福州话；槟城和新加坡是闽南话；再比如，文冬广西人的比例1931年为28%，至1947年就增长为47%；近代云南省籍华侨则主要分布于上缅甸及泰国清迈等地。这样便普遍形成了海外华侨华人群体划分的“帮派”概念，它为各种血缘、地缘传统组织的成长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再次，海外侨团组织的延续和发展是由海外华侨华人自身的经济结构的状况所决定的。虽然海外华侨华人身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但是，他们大多数仍处于小规模生产单位之中，并未进入现代化大生产体系。如印尼华商中的中、小零售商比重高达58.6%；菲律宾华人应就业人口中，小商贩与店员比重为43.5%。据新加坡劳工的资料，在华人雇主中，既为业主又为工人的自雇者达62.98%.这些都说明,大多数海外华侨华人的经济活动仍以籍资生计为目的,仍滞留于小规模的手工劳动状态中,这就使他们不可能完全摆脱与传统社会组织的联系,从而使各种传统社会组织获得了生存空间和发展余地。这也是至今许多海外侨团仍以传统社会组织形式为主的重要原因。

最后，海外侨团在海外华人中的存在与发展除了特定的历史成因以及内在的经济基础外，一定的社会外部条件也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众所周知，在1840-1949百余年间，迫于经济原因而漂泊海外的华侨华人，不仅作为欧洲殖民者经济剥削的对象，而且得不到当地政府甚至母国的政治和社会的保障，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为求自卫，图生存，即存的血缘、地缘关系便得到普遍利用，诸如乡邦、业邦、宗亲会馆、秘密会社一类传统社会组织不仅成为他们在异国他乡抵御外辱、守望相助、相互慰藉的唯一靠山，而且对他们开展各种经济活动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二战以后，80-90%的华侨华人议程为居住国公民，但遗憾的是，这一转变并未给他们带来相应的一般公民的平等待遇，在以“土著优先”为核心的各种政策的推行中，华侨华人仍备受种种歧视与限制。这进一步强化了海外华人自我保护的意识，更使各种传统社会组织继续拥有广阔的生存空间。这是海外侨团在各种险恶的环境中屡仆屡起、久盛不衰根本原因。